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早已发展为一场战后空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于此次危机学术界已发表了不少论著，但也存在分歧与争论。本文想就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此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大多数论文主要分析此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和原因，也有少数学者试图对危机的特殊性进行思考与概括。例如，有学者把这次危机称之为‘特殊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认为其特殊性主要在于金融危机独立发展的时间较长，经过一年多才扩展到实体经济领域引起经济危机，所以既不同于以往独立的金融危机，又不同于以往发生的经济危机。这里说的特殊性，强调的主要是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危机经过了较长的间隔时间。

对此次危机特殊性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而如何概括这种特殊性还可以讨论。学术界多数人把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时间确定在2007年夏秋时期。但次贷危机尽管发生在金融领域，它当时还是一个局部危机，还算不上是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被认为是在2008年9月，即所谓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其标志是美国最大投资银行的轰然倒塌（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被改组）和全球性股市暴跌。在未发展成全面金融危机之前，它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影响通常不会立即显现，不会立即引起实体经济危机。所以问题不在于金融危机没有及时引起经济危机，而是金融危机本身从局部危机到全面危机的发展过程较长。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较长，从次贷危机开始到金融危机爆发历时一年多。这确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特点。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以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创新为特征的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形成了多层次的极长的金融链条。次贷经营机构把大量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卖给“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作为次贷的最大收购方，再打包发行抵押贷款证券卖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个人；华尔街大投资银行在大量买进“两房”的债券时也发行自己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卖给国内外的金融买家；等等。这样，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市场被一层层的金融链条与“次级贷款”拴在一起，因而从次贷危机向全面金融危机的波及与扩散必然需要较长时间。第二，在次贷危机出现端倪和逐渐扩散过程中，美联储和美国政府不断采取干预救助措施，如多次降息、向金融系统注资、提出巨额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次贷危机向全面金融危机扩散的进程。

而当全面金融危机发生在2008年9月时，它与实际经济危机的爆发并没有间隔多长时间，或者说是大体同步的。我们可以看2007－09年美国GDP的季度增长率。

.           

        美国实际GDP的季度增长率  （％）  （2007－2009）

07年 1	07年 2	07年 3	07年4	08年 1	08年 2	08年 3	08年 4	09年 1	09年 2	09年 3
1.2	3.2	3.6	2.1	-0.7	1.5	-2.7	-5.4	-6.4	-0.7	2.8

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09年11月24日公布的统计数据： 《国民收入与生产帐户表格。表1.1.1 实际GDP对前一时期的百分比变动》。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

 

美国经济危机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这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大体同时。其实，早在全面金融危机爆发前，在次贷危机发酵和扩散过程中，它已经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2008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已出现负增长；第二季度日本和德国的GDP也开始下降。这都与从美国发端的金融状况逐渐恶化密切相关。从美国的失业率来看，似乎2008年的平均失业率水平还不是很高，但实际上，失业率从2007年6月便已开始了逐步爬升的过程。见下表。

 

 

 

                     美国的失业率 （％）  （2006－2009）

年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06	4.7	4.8	4.7	4.7	4.7	4.6	4.7	4.7	4.5	4.4	4.5	4.4
2007	4.6	4.5	4.4	4.5	4.5	4.6	4.7	4.7	4.7	4.8	4.7	4.9
2008	4.9	4.8	5.1	5.0	5.5	5.6	5.8	6.2	6.2	6.6	6.8	7.2
2009	7.6	8.1	8.5	8.9	9.4	9.5	9.4	9.7	9.8	10.2

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2009年11月12日公布的统计数据。http://data.bls.gov/cgi－bin/surveymost。

 

尽管起点较低，但从2007年夏天开始的失业率不断上升的趋势已很明显。这种就业状况的逐渐恶化，也反映了金融状况恶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虽然还没有达到立即引起危机的程度。

总之，过于强调这场危机的特殊性在于金融危机独立发展一年多才引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较长，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如果说有特殊性的话，也只是金融危机从局部危机（次贷危机）发展为全面金融危机的时间较长罢了。

那么，这场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崩溃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1]，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于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2] 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二、此次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刻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二十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到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3] 法国左派学者沙奈也指出：“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马克思主义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4] 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派学者的共识。

其次，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边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5] 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金融利润和工业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底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去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的全面下降中反映出来。美国左派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6]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 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7] 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8] 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9] 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10] 在2000－2007年的短短八年，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到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八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是微不足道的2.1％。[1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着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总之我的基本观点是，这次危机不论从美国看还是从全球看，都是一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尽管金融危机在其中起了重要的先导性作用。

 

                  三、美国此次发生经济危机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

 

有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爆发的经济衰退是一次提前到来的经济危机，因为实体经济周期中设备投资调整的因素尚未成熟，经济衰退的提前到来主要是因为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冲击所导致的。设备投资调整尚未成熟的证据是，“设备投资率”（即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与GDP的比率）的变动当时还没有达到向下的拐点。据计算：上一次设备投资周期的谷底在2003年（比2001年的衰退滞后2年），因而2003年之后的下一个设备投资周期谷底应该是在10年之后的2012－2014年左右，与其相应的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也应该在2011－2013年左右。实际数据表明，2007年的设备投资率还在向上发展，为10.89％。2008年1－3季度分别为10.97％、10.99％、10.97％，较之2007年也还在继续增加。由此说明美国经济衰退的投资条件在2008年并未成熟。

经济的周期波动主要由投资特别是固定资本投资的波动直接带动，这已是大多数经济学者的共识，因此用与固定资本投资相关的指标来检验周期波动的轨迹是合理的。问题在于，用哪一种指标更符合实际情况？对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周期和危机，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与GDP比率的波动或许是一个可用的指标。但就此次周期和危机来说，由于房屋抵押信贷及相关住宅建筑业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在检验周期波动轨迹时仅用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的相关指标就值得考虑了。如果用总固定资本投资（包括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和住宅固定资本投资）与GDP比率的变动来观察周期波动的轨迹，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请看下表。 

 

美国的固定资本投资率 （％）  （1999－200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1)	2008(2)	2008(3)
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与GDP的比率	12.23	12.55	11.62	10.18	9.83	9.88	10.25	10.73	10.89	10.97	10.99	10.97
总固定资本投资与GDP的比率	16.82	17.10	16.25	15.00	15.05	15.66	16.45	16.47	15.46	14.71	14.53	14.30

计算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9年），统计附录，第282页。

 

数据显示：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与GDP的比率，从2001年开始下降，2003年到达谷底，次年开始回升，到2007和2008年还在继续；但总固定资本投资与GDP的比率，在2001年下降，次年到达谷底，2003年回升，而到2007年已开始下降，到2008年第3季度还在延续下降趋势。在当前美国工业相对萎缩的情况下，影响整个经济波动的显然不仅仅是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既然总固定资本投资与GDP的比率在2007年已经开始下降，带动美国经济在2008年进入衰退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能说固定资本投资的调整尚未成熟。至于说，这次总固定资本投资率的下降距离上次的下降只有5年，距离上次下降的谷底只有4年，那也不值得奇怪。由于2001年的衰退并不充分（年度GDP甚至没有下降），美国政府即通过大幅度连续降息来刺激住房抵押贷款和住宅建筑投资，掀起一场房地产泡沫以维持经济增长，结果泡沫较快地破灭而造成固定资本投资下降，进而带动经济重新进入衰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一场危机没有充分展开，矛盾未能彻底清算，新的危机就会更快到来。由于影响周期运行的经济因素非常复杂，每个周期和危机都有自己的特点，周期长度也会不同，似乎不能用过去一段时间周期的平均长度来断定这次周期也应该是多长。

其实，如果直接观察各项投资指标的年度变动率，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周期波动轨迹。[12]

 

美国的实际GDP和私人投资的年度变动率（％） 1999－200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  D  P	4.8	4.1	1.1	1.8	2.5	3.6	3.1	2.7	2.1	0.4
总私人国内投资	8.8	6.8	-7.0	-1.4	3.6	10.0	5.5	2.7	-3.6	-7.3
总固定资本投资	9.3	7.4	-1.9	-4.2	3.2	7.3	6.5	2.3	-2.1	-5.1
非住宅	10.4	9.8	-2.8	-7.9	0.9	6.0	6.7	7.9	6.2	1.6
建筑物	0.1	7.8	-1.5	-17.7	-3.8	1.1	1.4	9.2	14.9	10.3
设备及软件	14.1	10.5	-3.2	-4.2	2.5	7.7	8.5	7.4	2.6	-2.6
住宅	6.3	1.0	0.6	5.2	8.2	9.8	6.2	-7.3	-18.5	-22.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09年10月29日公布的统计数据：《国民收入与生产帐户表格。表1.1.1 实际GDP对前一时期的百分比变动》。http:www.bea.gov/national/nipweb。

   表中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最近的两次经济衰退年份，如2001年和2008年（由于2001年的衰退发生在第一、三季度，2008年的衰退开始于第三季度，故全年的GDP变动未显示出负增长），总固定资本投资都是下降的。事实上，观察1930年以来的实际GDP及其组成部分的年度变动资料（因篇幅过大没有列出）可以看出，所有衰退年份的总固定资本投资也都是下降的（尽管个别衰退年份出现过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未下降或住宅固定资本投资未下降的情况）。这说明，总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是直接引发危机的决定性因素。在工业主导型周期中，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下降是导致总固定资本投资下降的主要因素，两者通常是一致的。但这次的周期和危机确有新的特点。在2001年由于IT泡沫破灭而引发衰退时，美国及时通过房地产金融刺激住房消费，推动住宅建设，所以2001年住宅投资未下降，在2002到2005年期间更出现了住宅投资的高速增长，结果只能加剧居民住宅的生产过剩。随着2004年美联储开始调高利率，房贷利率上扬，还贷违约率逐渐上升，房价趋于下跌，房地产泡沫终于走向破灭，住宅生产的严重过剩也暴露无遗。可以看到，住宅投资在2006年已开始下降；接着固定资本投资由民用住宅转向商用建筑物，在2006到2008年间又出现非住宅建筑物投资的快速扩张。2007－2008年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之所以没有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住宅建筑物投资的高增长，而设备与软件等固定资本投资从2007年已经放慢，到2008年已是负增长。这一切在上表的数据中反映得很清晰。不过，非住宅建筑物投资的高增长，仍然抵消不了住宅投资的大幅度跌落，结果是总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导致危机爆发。由此可见，这里并不存在设备投资调整未成熟的问题，实体经济危机的发生是有现实基础的。 

 

                                            高峰  2009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