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来了！”——1979年2月5日，美国《时代》周刊，再以访美的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配以这个标题。这年元旦，该刊也是用的这套路子，标题则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其文章说：“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 中国回来了”！——2009年2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关于邓小平访美30周年的长篇报道，称“邓小平这次划时代的访问，……树立起了一座巍巍的丰碑。”除上述两例外，这篇报道特别引用了美国《时代》周刊总编辑艾略特所说：“想想吧，在几个世纪的边缘化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重新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而这就是邓小平的遗产。”此后问世的《六个“为什么”》一书，则以《时代》文章中“中国回来了”之说为“荣誉”，认为“它印证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时代！”

真的，从“邓来了”到“中国回来了”，社会主义中国30年期间的渐变，让我们一起好生“想想吧”！

一、“邓来了”：改弦易辙，跟着美国谋富强

邓小平，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美国人视其为“中国新时代的形象”，中国一些领导人则尊奉其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的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曾对他寄与善良厚望：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真能如他所言，“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他重新阐述的“四项基本原则”，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因此，“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一度势如破竹，进展神速，很有点“全民狂欢”的味道。1984年国庆游行，一些大学生高举的“小平您好”的标语，可视为标记。

其实，正如一位经济学家1997年所说，中国领导人的“高明”在于，为了减少摩擦和阻力，对“改革”的最终目的秘而不宣，只是一步一步地引导人们从“北京”走到“天津”。

例如，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后，于光远翻箱倒柜，找到了邓小平1978年末为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所写的提纲，欣喜若狂地昭示于世。据说，其中原列一条：“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搞一段资本主义”，但公布时把后面这一句隐去了。此事真假，至今不明，尚待查考。

再拿邓小平1979年初访美来说，直到2003年5月，人们才得以从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得知：当时作为随行的外交助理，李慎之曾问邓小平为何要开放，又主要向欧美开放？邓的回答是：“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

难怪，此前两年，即2001年6月，有位研究所所长，在香港《中国评论》月刊上大胆宣告：“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以美国为师，学习美国许多先进思想与科技，美国也不断游说中国要有‘新思维’，要锐意进取。”

其后两年，2005年9月21日，人们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中，又进一步得知：郑必坚（此人当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告诉他，1978年，“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

“美国两党的七位总统注意到了这种战略变化，于是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一员。自1978年以来，美国还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经济发展。”

由之可见，在当年，邓小平心底里的“拨乱反正”，就是“改弦易辙”；而其设计的“改革开放”，就是跟着美国谋富强。这就是美国人欢呼“邓来了”的“潜台词”。

这些，在《邓小平文选》中，在这30年的官方文件中，当然是了无印痕的。相反，最近问世的《六个“为什么”》一书，不依旧在那里高亢宣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吗？

二、殷鉴不远，就在1989年

1979年元旦的美国《时代》周刊，称邓小平为“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这不知是恭维，还是讽刺。但确凿无疑的是，不过10年，邓小平跟着美国谋富强的设计，就在1989年“六四”时节，挨了美国狠狠一棒，被证明为水中捞月的痴心梦想。

1986 年1月6日，美国《时代》周刊，又从戈尔巴乔夫等人中，精心挑选邓小平为“85年风云人物”。其理由是，他实行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彻底的经济改革。这场改革向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并解放了十亿人的生产活力。”多年后，该刊前北京分社社长霍尔尼克对中国记者说，《时代》一再称誉邓小平，是因为“ 他清楚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清楚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敢于给美国真正需要的东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这不知是褒奖，还是羞辱？但肯定无疑的是，邓小平当了《时代》“风云人物”后3年多，1989年“六四”时节，就领受了美国人心狠手辣的无情教训，要他彻底“清楚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回望历史”，我们看得更清楚，20年前的“六四风波”，就是美国多少年来到处策动的“颜色革命”。当年10月31日，邓小平对尼克松“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

重温邓小平1989年“六四”后一系列讲话，可见其领受此等教训之深之痛。他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同上第311页）而“六四”时的头面人物（请注意！其中不少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高层“智囊”！）“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同上第303页）

他指出，造成“六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斗。”“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同上第324页）

这种情况，使原本可以平息的事件，最终酿成了完全失控的危局，天安门广场上甚至响起了“打倒邓小平”（离开1984年国庆时，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标语不到5年）和拥护赵紫阳的口号。在岌岌可危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采取了出动野战军“平暴”的果断措施，才得以逐步稳住大局。不然的话，中国完全可能先于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以及苏联，早在那时就“改天换地”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

“六四”以后2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总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始终想把美国价值（“普世价值”）加于中国。其所作所为，罄竹难书，非本文所能，仅举两例以见一斑。

一是，2007年6月12日，华盛顿举行了“共产政权受害者纪念碑”落成仪式。美国总统小布什出席讲话，把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并提，号召“意识到世界上真的有恶魔存在而且必须与之斗争。”这个仪式的背景，就是“六四”时那座“民主女神”像。

二是，美国豢养的中国“民运人士”，从未歇息地在那里为卷土重来，再显身手而卖力卖命。国内不少“精英人士”，则与之遥相呼应，奔走呼号，反复不已地要求为 “六四”、为赵紫阳等“平反”，要以赵紫阳等为旗帜进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宪政改革”。近年上市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可谓集其大成。网上曾发表了魏义对此书主要内容的摘编，这里也就不赘言了。

总之，殷鉴不远，就在1989年。

1989年的“六四”，无可辩驳地证明，美国从来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从来不会让中国跟着它富强，它要的是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即使中国成为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是美国《时代》周刊所谓“一个崭新中国”之实。

这一点，邓小平当年反复点穿了。对于懂得历史并有爱国心者，更不用说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者，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作为共产党，作为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本该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地，与美国这种帝国主义图谋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带领人民，保卫已得社会主义成果，夺取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

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92 年邓小平“南巡”后，“六四”竟成了一个唯恐避之不及的话题，成了一个禁忌，有关方面一味“淡化”，讳莫如深，畏葸不前，反而在美国和“民运人士”以及一些“精英人士”咄咄逼人的进逼面前，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被告人，一个受审者。这等咄咄怪事，所为何来？

三、“中国回来了”——“这就是邓小平的遗产”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上述咄咄怪事，根子还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六四”后一系列讲话，义正词严，颇有分量，揭示了问题本质，指明了斗争方向，赢得人民拥护，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是严峻危局所迫，安抚民心所需，一时慷慨敷衍，决非出于本意。改弦易辙，跟着美国谋富强，这才是邓小平万变不离的根本宗旨。

这方面，《邓小平文选》中所录他1989年10月31日与尼克松谈话的一部分（请切切注意这是“一部分”！）就是值得研究的范文。

在这里，邓小平固然对美国在“六四”中“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很遗憾”，也为“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表示委屈，但谈话的整个出发点是：“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而谈话的根本落脚点，则是：“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上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3页）

邓小平如此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敢于给美国最需要的东西”，尼克松和老布什，岂能不领情？“六四”，在中美关系中，当然也就只能成为一个“不打不相识”的插曲了。尽管美国由于帝国主义本性使然，此后不时用以敲打、讹诈和牵制中国，但始终以“经济利益”为重，适可而止。中国当局也就心照不宣，“淡化”处之了。

再拿赵紫阳来说，他固然犯了严重错误，受到邓小平严厉指责和组织处理。但是，《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问得好：“难道赵紫阳执行的不是邓小平设计的改革路线吗？”鲍彤为此书作序时，更加振振有辞：“请翻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邓小平说，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据我所知，党的历届大会报告人所作的报告，当得起被邓小平誉为‘一个字都不能动’ 的，只此一篇，别无其他；而十三大的报告人正是赵紫阳，这就是赵紫阳在邓小平心目中的地位。”

是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赵紫阳在一定程度上是代人受过，当了替罪羊。再说，他的后任者，从理论到实践，与之“一脉相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不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腐败程度也更加登峰造极。赵紫阳及其支持者、追随者和同情者不服气，不买账，不罢休，也就是情理之中。邓小平及赵紫阳的后任者，除了将赵软禁，除了封闭消息，又能有什么别的作为？

1989年赵紫阳因“六四”罪责下台后，邓小平他们“挑来挑去挑到他了”，让江泽民当了党的总书记。看来，江泽民开初对邓小平那套“辩证法”领悟不准，大抓反和平演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推动了又一轮“毛泽东热”。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写道：邓小平“在90年代刚刚开始的那两年，他的头上被‘六四’的阴云笼罩着，那时候很多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但是他很快地把这片阴云驱散了，还坚决地拒绝回到毛泽东的老路上去。”他对江泽民这个新的党的总书记的作为很是不满。于是，就有了他1992年初脱出常轨的“南巡”，有了“春天的故事”。亏得江泽民善于机变，“与时俱进”，及时迅速地领悟了邓小平的本意，才得以避免了其前任的下场。于是，“如果说1991年是‘毛泽东年’，那么，从1992年春天开始，历史又回到了邓小平手中。”而江泽民“在经过三十六个月的等待、观察和权衡之后”，“他甚至决定，不仅要跟上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要走得更快一点。”中国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邓小平1992年的“ 南巡”也就着实成了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

此后，经过1993年“ 银河号事件”，1999年“炸馆事件”，2001年“撞机事件”等等的“火力侦察和战略试探”，美国人对江泽民他们的底细、脉搏和分量，正是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美国人据此制定对华政策，处理对华关系，也就得心应手，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在凌志军《变化》一书中，以及美国银行家库恩写的《他改变了中国 ——江泽民传》中，对这些有了详尽记述，值得我们反复阅读。

这样，到了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现任世界银行行长）在其《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中，也就很自然地踌躇满志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融入世界。”“今晚，我提出美国应采取对应策略，调整我们30年来促进融合的政策，以支持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作为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

惺惺相惜。心心相印。2006年4月，在美国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与美国总统小布什会晤时说：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

及至今年2月，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向中国人宣告“我们同舟共济了”。而中国国务院总理则回应：“中美不仅要同舟共济，更要携手并进。”

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欢呼“邓来了”！

2008年，它又高呼“中国回来了”！

《六个“为什么”》一书以之为“荣誉”，认为“它印证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时代！”有论者又认为它“无可辩驳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和伟大成就。” 但是，两者对“中国回来了”的含义都讳莫如深。我们还得依赖《时代》总编辑艾略特才得以明白：这是说“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重新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而这就是邓小平的遗产。”

面对这样一个“伟大故事”（也是“春天的”？），面对这样一份“遗产”，当代中国人将如何消受呢？

（2009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