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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亡法国，接触社会主义思潮
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起，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止，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党的组织陷于土崩瓦解，中国天空上满布着黑暗的阴云。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一九一三年七月，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广东、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反袁起义。我们深悔从前未能坚持建立革命政权，而把政权轻易地让给袁世凯，现在不得不在力量悬殊的情形下起来作斗争。我们还想凭着勇气和热情来挽救流产了的辛亥革命。但是起义各军准备不足，心志不齐，又未及时号召民众起来反对袁氏违法乱纪，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行动上，结果，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好象昙花一现而失败。仅存在南方几省内的一点革命军事力量也被摧折殆尽。
起义失败后我还留在上海。我并不认为革命从此就完了，我相信袁世凯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所以想隐蔽在上海，继续为革命做一点工作。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放过我，指名说我是四川重庆熊克武反袁起义的策动人，对我下了通缉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脚，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亡命法国。
我在法国巴黎居住了两年多，思想上非常苦闷。“中华民国”成立了只有一年多，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弄得那样糟糕，革命爱国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军阀撵到了外国，革命失败得真是再惨痛不过了。我时时刻刻惦念着中国的情形，希望革命火焰会再一次迅速地燃烧起来，把丑恶的军阀统治烧个干干净净。一九一四年春季我没有入学，痴心指望着很快地能再有一个回国参加斗争的时机。但是过了半年，国内没有一点革命发动的迹象，而且袁世凯还修改了民元约法，解散了国民党以及国会，担任了终身大总统，许多北洋派爪牙也纷纷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来袁世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的归国希望暂时也不能实现，于是决心先埋头读书。辛亥革命以前，一九○三年我初到日本时，决心要学一门科学，选的是电气工程，由日本成城中学毕业，考入第六高等学校，边学习边作革命工作，一九一一年毕业，未入大学即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我原来学的是工程技术，但由于国事日非，只得经常从事革命活动，深深感到“所学非所用”，于是进了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
亡命巴黎的两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触了不少人物，长了不少见识。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彼此疯狂地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好象一个大屠宰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暴露无遗。同时，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一九○三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做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从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这个远景虽然是美丽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它？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我仍旧是茫然的。我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谈起这些问题，李石曾认为：“我们只要搞教育，宣传互助、合作，传播这种美丽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别人就好了。至于总统、皇帝及其他官职和议员，让人家去当没有关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说：“教育、宣传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组织工作也要做，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团结和培养人才，是干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总统，人家就要侵犯你。”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我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感到这种不要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根本是行不通的。仅仅有一个美丽的理想，而没有一套实现理想的革命方案和革命策略，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在法国虽然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流派，但是它们并没有给我指明一条拯救中国的光明大道。
二、军阀腐朽统治的一个实例
一九一四年以后，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趁着欧洲大战的机会出兵山东，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接受了这些条件，秘密地签了字。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假弄公民投票，强奸民意，而公然称帝。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他逐步地往上爬的时候，反对他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在逐步地集合起来。
袁世凯统治垮台，对我的通缉令自然失效。随后，南北和议达成，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我就和蔡元培一起从法国回国，一九一七年二月我到达北京。我到北京有一个任务，因为欧洲大战开始以后，法国人力不足，需要大招华工，袁世凯政府和法国订立了一个关于招募华工的条约，内容对中国工人非常不利，经手人梁士始从中捞了很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利益。这时候我们已在法国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主持人有蔡元培和我，目的是要在到法国去的大批华工中进行教育，并希望国内贫苦学生能出来留学，还组织了勤工俭学会。由于袁世凯政府与法国所订的条约对工人很不利，我们出来力争，费了很大周折，与法国改订条约。规定中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同工同酬，总算为工人们争回了一些权利。我就携带这个条约草案回国，要求北京政府批准。
回到北京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还象从前一样。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北洋军阀继承着袁氏的衣钵，并分化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政府中贪污腐败风气，依然如故。华工新约送到外交部，足足等了四个月还没有批准的信息。
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访问我，他问我：“听说你带回一个招募华工赴法的条约，批准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批准。”接着我详细地给他解释了这个条约比前一个条约要好的多。他说：“你没有在北京住过吗？你是学生吗？真是迂夫子！这里的事，非钱不行。如果有钱，再坏的条约也能批准。如果没有钱，再好的条约也批不准。你这种事至少可以赚几百万，你就是拿一二百万出来也不算什么？”我说：“我们就是为了反对赚工人的血汗钱，才辛辛苦苦争回了一些权利。我们没有钱，不但不愿拿钱去运动，就是人家拿钱来运动我也不行！”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大吵起来。他临走时说“你执拗得很，让你看看吧！”事后才知道，这个人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一位科长派来的。在军阀官僚统治下，什么好事也办不成，不铲除军阀统治和官僚制度，中国决无得救的希望。这是对我的一次严重教训，我立志要和恶势力斗一斗。当时我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还幻想通过个人关系去说服外交部长伍廷芳。我想：伍廷芳是一个同盟会员，总不会和贪污官僚一样。他身为外交部长，是会有批准条约的权力的。那里知道：官僚机构，重重叠叠，相互牵制，伍廷芳虽然答应批准条约，可是外交部内上上下下的官僚们都想捞一点油水，仍旧拖延不动，事情就这样拖下去，没有得到结果。
我这时一面在交涉条约的事情，一面又进行第二个任务，就是办留法勤工俭学，设立了一个留法预备学校，同时又给四川同事去信请他们也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一九一八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到了湖南以后，四川、湖南等地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我们希望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一些人才。但是这时我目睹国内的混乱和腐败，眼前一片黑暗，不知出路何在？
不久又证明，在军阀统治下，连教育工作也不会让你安定地做下去。这时北洋军阀正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总统黎元洪和国会议员站在一边，背后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国务总理段棋瑞和大多数省份的督军站在另一边，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之间围绕着对德宣战问题，展开了句心斗角。段棋瑞嗾使督军团包围国会，胁迫黎元洪一定要通过对德参战案，以便借此机会，大借外债，扩充实力；黎元洪为了对抗段棋瑞，勾引顽固派张勋进京。其实张勋和段棋瑞暗中也有勾搭。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进了北京，就搞了一出“宣统复辟”的丑剧。当时，北京城内，兵荒马乱，到处抢掠捉人，凡是与辛亥革命稍有点关系的人都纷纷避难出京，我也只得暂时放下教育工作，避往天津。随后段棋瑞又玩弄手段，以“恢复共和”为名，赶走张勋，独揽政权。这时辛亥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民无约法”被军阀完全撕毁了。南方为了护法，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成立了军政府，于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
三、“南与北一丘之貉”
一九一七年七月，伍廷芳和海军部长程璧光率领海军南下，孙中山先生也到了广州，主张“护法”，在广州组织军政府，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大元帅，联合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对抗北洋军阀段棋瑞政府。一九一七年年底熊克武驱逐了刘存厚，统一了四川，要我代表四川省参加军政府，我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到广州见了中山先生，随即又回北京把所负华法教育会的工作进行了交待，六月才去广州任职。原来军政府初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桂系和滇系军阀的力量，我们当时以为滇桂军阀与北洋军阀有矛盾，可以利用他们来为革命服务，而且他们实力较小，不象北洋军阀那样跋扈难制，有可能团结他们，使他们服从中山先生的领导。不久就证明：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军政府成立后，野心勃勃的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暗中一直在和北洋军阀勾结，并且跟我们大闹幕后摩擦。军政府成立不到一年，中山先生终于被排挤，一九一八年五月由广州回到上海。他在辞职通电中痛斥桂系军阀说：“南与北一丘之貉”。中山先生这时真是伤心忿恨到极点了。
当一九一八年六月我再到广州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已经到上海去了。七月间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中山先生也被列为七总裁之一，我当时曾到上海功中山先生就职，他未同意，我又劝他可派代表去应付，他答应了。我们当时仍想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抵制桂系，以图补救大局于万一。我们所能团结的力量有南下的国会议员和海军，有各省军的代表，有中山先生的嫡系部队--陈炯明所统率的粤军，还有广东的一些地方派军人。桂系特别把陈炯明都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消灭它，陈炯明部被迫退驻在福建的漳州，不能回粤，情形很危险。这时军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们揭露桂系和北洋军阀勾结的事实，反对桂系排挤粤军，极力保全陈炯明部。在会议上，我常常和站在桂系方面的政学系政客争吵起来。桂系军阀恨我入骨，要求四川省撤换我的代表职务，到了一九一九年他们策划成南北和议时，我就不再当代表了。
参加护法，使我十分深刻地体会到中山先生所说“南与北一丘之貉”的名言。而且就是我们当时苦心孤诣所要保全的陈炯明又何尝不是与南北军阀同属“一丘之貉”呢？不久以后，陈炯明利用国民党和中山先生的威信，驱逐桂系，重返广州，并且随后又背叛了中山先生。这个叛徒要知道当时中山先生如何苦心扶植他，我们又如何竭力保护他，他真应该惭愧而死。在当时军队是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
四、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十月革命刚发生的时候，一九一八年我在广州，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封锁消息，我们还不知道俄国已发生了一个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但是消息是不可能长期被封锁住的，后来我就读到了约翰•里德写的《震动寰球的十日》，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过程描写得很生动。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劳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一九一九年，我资助几个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希望他们能为中国带来新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方法。但是后来联系中断了。直到一九二○年，我一度去北京，碰到了王维舟同志，他本来在四川军队中工作，由于四川军内部要打仗，他不愿意参与，便交出了所率领的军队，到苏联会工作和学习了一年，一九二○年八月间，他回到北京，对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状况，使我对这个新起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当时苏联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的困难时期，物资非常缺乏。王维舟同志和我就在北京东安市场召集许多青年学生，开了一个俄灾救援会，向各方募捐，一下子就捐募到几万元钱，买了许多面粉和日用品寄往莫斯科。后来王维舟同志又到上海募了几万元。那时候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非常同情，人人都希望能出一分力量来支持苏联，所以我们的募捐能够有这样大的成绩。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九一九年发生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和会。大家希望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收回日本在山东所占夺的权利。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发表了花言巧语的“十四条”，其中也有主张民族自决的词句，伪装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大多抱着幻想。可是和会上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毫无公理和阴谋欺诈等等再一次地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蛮横地坚持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和我卖国贼订定的一切条件，伪善的美帝国主义不仅帮着日本说话，反怪中国何以在山东问题上有“欣然同意”的签字，以逃避他的责任。结果，和会决议：德国在山东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却得到“战败国”的待遇。
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国愤激。
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一种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五、新道路的起脚点
一九一九年，我被西南军阀排挤，退出军政府，十月底回到四川。就在这一年，我读了一本日文叫《过激派》(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的称呼)的书。
人读一本新书，通常总是根据自己过去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经验来吸收新书中的内容，作出判断和选择。所以同样一本书对于不同环境中不同的个人，往往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当时中国革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革命实践的发展使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我渴望了解苏联革命的经验，《过激派》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需要，我反复地阅读它，结合着自己过去的经历，深深地思索，把以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一次详细的批判和总结。我体会最深刻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工人和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哺育了整个社会。但是他们自己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世世代代过着贫困的生活。而地主、资本家，游手好闲、不事劳动者，却过着奢侈的生活。如何能使这些人绝迹？布尔什维克主张“不做工，不得食”。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的确，对于这些社会上的寄生虫，一定要强迫他们去劳动，让他们“自食其力”，社会才能够安定和繁荣。
第二、布尔什维克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得到解放。这个道理在从前我是不可能理解得深刻的。从前虽然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极大的同情，搞革命就是为了要解救民众的苦难，但是总以为革命只能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没有看到广大人民中所蕴藏的伟大革命潜力。经过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冲击旧制度的伟大力量。在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下，读了这本书，深深感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辛亥革命只在知识分子和军人中进行活动，恰恰是没有把下层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所以革命显得软弱无力，反动派一旦反攻，就陷于土崩瓦解。今后一定耍改变办法，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
第三、我从前读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觉得他们不要组织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九一五年听到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党员要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不能自由行动，组织手续很严格，入党时还要按手指印。我觉得他的办法比无政府主义强得多，但是党员入党时要打手指印的做法又太落后，有点旧式会党的气味。究竟怎样才好呢？我始终抱着疑问。布尔什维克主张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一个坚强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革命队伍。这个主张使我多年以来所未能解决的疑团，涣然冰释。
第四、辛亥革命时，我们对掌握政权和改造国家机器太不注意了，当时为了迁就袁世凯而让出了政权。有些人(如宋教仁)还幻想用议会斗争的方式来控制住旧的国家机器，结果反动派就能够利用现成的政权和旧国家机器向我们进攻。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这正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象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相传下来的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旧国家机器，是许多罪恶的根源，其势力根深蒂固，即使经历许多次的革命风暴，但在官僚国家的荫庇下，万恶势力仍会死灰复燃。以往我也常想这个问题，模模糊糊地想不出一个道理。布尔什维克关于政权和国家的理论，解决了我的问题。
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有了一点新的体会。这些体会当然是很笼统肤浅的，但却形成了我的新道路的起脚点。说起来真是可怜，我那时渴望能够看到一本马克思或者列宁的著作，但是我东奔西跑，忙于应付事变，完整的马列主义的书又不易得到。所以只好从一些报刊杂志上零星地看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那时候，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不多的，阶级观点也不明确，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各阶级。我当时只是认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身体力行，为革命做一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