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摘要:哲学研究与宣传正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困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为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诉求,被理论界高度重视的同时,却缺乏对自身方法论的反思。对此,至少做三个方面工作:首先,需要对哲学的“现实性”、何谓“大众”以及“大众化”各自的内涵及一些特性作出基本的前提厘定。其次,从大众化内在结构分析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普及相“结合”推进大众化、提出一些传播策略试图对大众化的方法论设定构想。最后,将学术界目前对于大众化的四种误区进行纠偏,并提出两条长效机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法;误区
客观地对待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一“学说”正处于“官热民冷、政热经冷、外热内冷”的窘境之中。出现这样一种“边缘化”的理论现象,既有在政治层面上用已经被实践证伪的东西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从而侮辱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在学术层面上的“学术凸现、思想淡出”的“经院化”的研究取向所致。这些年来,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哲学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哲学研究的“活”做得越来越显示出学术的“功夫”或者“技巧”,但是,真正属于表征“中国问题”的文章则泛善可陈。这就衍生出一个深层的理论问题是:哲学与社会现实、哲学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对此回答直接击中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应当做一种方法论的理论前提澄清工作。继而在此基础上,再以一种更为符合哲学精神与时代特征的双重要求,提炼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的大众化的方法论。
一、反思的前提厘定:哲学的“现实性”、“大众”与“大众化”
社会现实是大众的生活世界,把握时代的哲学则应该成为大众的生活智慧。哲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的转化为一种“大众”思维方式。但是,这一说法实质上并非得到哲学家一致认可,正如西方学者施特劳斯所认为的,哲学家绝对不能坦白直言,一个哲学家必须只与少数适合接受他思想的人交流,即使交流也只能采用一种隐秘的方式。因为它相信真理一定是对社会毫无益处的,而是具有十分破坏性的事情。[1](p26)应该说,这种奇异的说法秉承了西方哲学家对于哲学的“精英化”的保守态度。哲学是不能交给大众的,换种说法就是,大众是不能有智慧的,智慧者一定治非智慧者。在政治哲学上来看,于此,我们可以洞悉到一种对权威和等级制的预设。这一点柏拉图说的再明白不过,“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象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通通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2] (p118)这种哲学观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一种对“大众”的蔑视。
不问“大众”的哲学,说到底,是一种对“哲学”与“大众”的双重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颠覆了哲学精英化的道路而成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哲学与“大众”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3] (p120)其实,施特劳斯对于哲学的说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于恩格斯的一个说法的误解是一致的。哲学只能在“少数人”之间展开,存在于书斋或者讲坛上。恩格斯的确说过,哲学等是“悬浮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但是,这里的哲学只是一种“旧哲学”。[4] (p703—704)可惜的是,哲学对于大多数的哲学研究者来说,依然认为哲学家的头脑在“大众”面前应当居高临下乃至漠视无睹,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悲哀。
当然上述的理解还得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变革”上,才能得以理解。[5]在批判了思辨哲学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在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鲜明地标示了自己的“新哲学”。“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6](p17)“哲学非常懂得生活”,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在“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上的差异,即哲学必须植根于社会生活,从而“改造”生活世界,贴近人民与社会实践才是真正的创造力之源,否则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大众”手里真正的“智慧”。
可是,进一步,我们又会发现口口声声的“大众”,到底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体”指什么?它们该如何阐释,有何特点,这也应该被作为设定大众化方法的前提考虑要件。“谁是大众”的发问实则上来源于这样一种观念,谁能够成为实现社会理想的诉求者。从思想史上来讲,证实了对普通人(the common man)的重新发现实际上是晚近的事情。近代以来,对gemeiner Mann(普通人)和Volk(人民)两个术语的使用,是与社会和政治上的低级地位相联系的,它的意图本质在于把有教养的阶级与其余的人区分开来,后来这一词语在“显然是轻蔑的腔调”中,被用来指普通民众这些日益被当作“教育对象”的人。[7](p280-281)这显然是一种在以等级制为基本预设的“大众”观念。马克思对于“大众”给予根本性颠覆和革命性改造。“谁是大众”的问题,在马克思这里指一种以无产阶级的形式作为一种潜在的革命主体进而完成历史任务的历史创造者。“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科学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几乎完全是工人。”[8] (p528)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8](p22)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大众观,比如毛泽东认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9](p39)
接下来,是对“大众化”的理解,这一说法,本身就包括了对“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到底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大众,抑或是一个用中国大众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况且“大众”自身的概念随着时代的推进自身也在特点上发生变化,比如,在传统的政治社会中,大众自身的阶级认同感或者阶级意识非常明确,而如今在一个“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同时在场的中国来讲,大众自身已经脱离了原先的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而更多地在一种泛文化意义上来进行思考。原先的革命解放的宏大叙事走出了大众思想的焦点,而日常生活的利益与幸福的微观叙事成为了大众关注的核心。原先的意识形态同样以一种文化的方式,随着快餐、好莱坞、购物吧等等文化载体影响着大众。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将面临着如何从文化意义上适合这样一种变化了的“新大众”,又不失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视角,一句话,就是如何“化”的问题。大众的阶级内涵转换为一种“去阶级化”的文化个体是今天大众化的策略必然加以面对的事实,同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在进行一种公民设社会的培育,公民意识的萌生等直接将原先的大众化的话语方式从政治社会到公民社会的推进延伸,而且要在大众文化的领域中思考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政治特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同意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完全作为从政治、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纯粹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做法。
二、方法论的设定构想:大众化结构分析、研究与普及相“结合”、传播策略
在这样一个“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大众”来讲,本身面临着如何让大众在“化”的过程中成为一种群众集体的力量,这是非常困惑的事情,这些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正是这一问题所导致的。客观地讲,“边缘化”界定也未必符合实际,因为,在识字不多的老百姓那里,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可能就显得有点“一厢情愿”的感觉。
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定包含四个基本环节,首先是,什么人能够去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这里又具体展开为哲学研究工作者、宣传教育的有关部门。其次是,我们到底传播什么?这一问题表面上并无疑义,当然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实则上,这里的问题最大。然后是,对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里面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大众化并不能仅仅从一个空间范围来看,指认为一个宪法意义上人民的概念,而应该从一种历史存在论的视野上看到“大众”本身已经发生了历史的变化,这是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关键。最后,是怎么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传播?如果说前三个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前提分析,最后一个问题则真正要求具有一种切实可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方法论方案。
从到底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在结构分析可知,首先得明白,大众化的内容直接决定了大众化是否得以成功展开。那么在当下,到底应该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结合”起来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相“结合”。“化”的前提是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新成果。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0](p9)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相“结合”。“面向问题本身”一直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考察社会的原则。列宁就指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毛泽东则明确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清楚”、“讲明白”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才能真正意义上得到人民的关心,而且大众才乐于接受。
再次,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生”维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相“结合”。当前,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能够满足大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大众的实践,是大众的理论,它连着大众的心,关切大众的利益,所以为大众所接受。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体现民生、关注大众物质利益的实现与现实生活才能赢得人民,深入大众之心。
最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家园”向度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相“结合”。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民族自己的精神家园,主要应该从大众的精神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上考虑,即立足于从“人”的视角,从当前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大转型时期,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等多元思潮影响下的“大众”出发,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的“历史高度”,同时,书写出既“可信”又“可爱”的作品,以解决大众的精神世界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在于能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化为大众主体的素质和修养。这又展开为两个要求,一是能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大众主体的思想方法,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思想,包括由实践观点而来的辩证决定论方法和实践标准;由生产观点而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特别是生产力标准;由群众观点而来的群众路线特别是人们利益标准;有阶级观点而来的历史主义方法;由辩证观点而来的系统(矛盾)分析方法;由历史观点而来的历史主义方法,等等。[11](p538)另一个是,能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大众主体的价值取向。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分析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能否体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的高度是取得正确价值观念的关键所在。比如,眼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出现大量的资本,从而必然产生资本的“副作用”。“资本逻辑”成为了当下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处于社会中的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则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合理而令人信服的理论成果。
那么,到底如何构建出一套相对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大众化方案呢?应该说,任何一种尝试都带有片面性,在前面各种有关方法论的前提、内在结构分析之后,我们试图作出这样一种尝试,而不是像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中扣出经典作家们的“大众化”要求的“文本证成”,或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证成”。我们将“大众化”当成自明性的无需论证,而更为关键的在于如何去做。
首先,注重在“改革成果惠及大众”上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服力”。大众最讲究实际,能够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实惠是老百姓信服的正当性基础。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赢得人心就在于使得老百姓过上了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当前,社会两极分化、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不公等随着网络世界的传播,使得人们产生了一些反感与抵制的情绪。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社会实践取得了大众的认可,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真正意义上增强马克思主义说服力度。
其次,注重从“教条灌输”到“自觉内化”。不管以何种方式,以一种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的方式强制地灌输给大众,将会使得大众产生一种反感,甚至觉得受到了一种“文化暴力”的侵害。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些基本原理整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去,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化研究,让公民在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中,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解决思想方法与价值取向上的彷徨。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成为大众认识世界、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再次,注重通俗读物的建设工作。选拨一批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集中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哲学建设工作。就目前来讲,市面上的哲学通俗往往要么是国外的哲学导论性质的图画哲学,要么是当下一些教授揽活转交有学生代写的通俗教材,将通俗理解为“简单”以至“庸俗化”,这是相当不利的。同时,加强通俗化工作的科研认定工作,解除从事大众化工作的研究者的评职称、考核等后顾之忧。
第四、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深化”工作。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深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深入与扩充到农村、街道、城市的图书馆中去,并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同时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高校讲坛中真正深入到大学生的内心心理结构中去,使得成为大学生分析社会,树立自己的理想目标的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更重要的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建设。如今,打着马克思反马克思的现象大有人在,这种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对此,应当作出相应的措施。
最后,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文化化”的建设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能像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那样将一种“政治”的色彩完全抹掉,只是一种文化的样态存在于思想理论界。在当前的学术界有一种声音主张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实际上是打文化牌。主张文化生态平衡,各种文化样态无所谓优劣,等等,将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指导思想”给加以悬置,是十分有害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以往的完全泛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对当前的“后革命时代”,微观叙事的高度关注成为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诉求,这样一来,又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以一种文化的样态展现,如何既保持一种“政治向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以文化样态出现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三、相关问题:四种典型的大众化“误区”与应当注意的两个“机制”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研究过程中,理论界常常出现下列一些误区: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同于“大众化”。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在中国具体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努力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推动了重大的理论创新。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并不能说明它已经为普通大众所掌握。应该说,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论面貌并不十分了解,相反地是,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这就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过程,因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创造者是人民。只有人民群众在理解、认同的基础上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才能不断向前推进。
其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等同于“庸俗化”。这在当前的理论界研究中十分突出。其理由在于作为一种以资本逻辑审视当下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实践逻辑引领当下社会发展理论、以解放逻辑在原则高度下对其他社会思潮进行批判性“互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怎么能够“大众化”呢?不要说普通大众难以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就是专业工作者都难以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论者所担心的是用“大众化”会损毁马克思主义本来面貌,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怎样“大众化”的确是一个难点,但不容回避。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12](p382)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多写出优秀的“通识教材”,在一定意义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仍旧具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
再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动态生成”等同于“静态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过程,既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统一认识的过程,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统一意志、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过程。马克思来到中国,首先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即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并得到认同、接纳后逐步向工农大众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身体力行,艰辛努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段。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要求,并采取多项措施,引导干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遇到新问题等都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中国化和大众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看作是一劳永逸地完成,是以终结论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势必葬送马克思主义。
最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等同于“教条化”。一种理论的迅速普及,应当说将该理论进行体系话,并概括为几种原则、几点范畴、几条原理,这种做法是常有的,而且非常有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文本来讲,马克思并没有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一种“体系化”的建构,这是由其最终目标在于实现共产主义,一切的理论服从实践的需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正是基于实践的品格,马克思从来不以一个“纯粹学者”介入到社会现实中去,体系化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宣称与普及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快速成为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而做出的理论贡献。但是这也同时带来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的问题,比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应该知道简单化不能说是错误,问题如何将问题引向深入。“教条化”就是拒绝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简单化的态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需要哲学研究工作者的不断推进,也需要将大众化过程本身进行一种制度性的建设,缘由在于大众化是一项长期的过程,需要有一个长远的发展机制。
第一,做好大众化的对象主体的调查工作。通过深入调查,理解大众主体的思想状况,与大众谈话、问卷、网上调查等了解大众最需要什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有哪些看法、对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何看法和建议等,对此收集数据,进行一些科学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展开大众化的理论教育。
第二,建立大众化的过程的保障监督工作。首先是有关部分加强领导,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相关通俗化读物的编写、出版。在经费上予以强有力的支持,即在组织领导、队伍建设、资金投入、硬件建设方面做好保障工作。除此,还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建立良好的监督反馈系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当成一阵风,吹过即完,而是认真地总结每一次大众化的过程,从中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且能够按照大众的反馈做好进一步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Leo Strauss: On Tyrann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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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9]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李崇富主编:《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电话:15521072938
作者简介:
孙亮,安徽明光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博士,现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从事访学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辑刊》执行主编主要研究:哲学范式研究、阶级政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文杂志》《学术研究》《河北学刊》《东岳论丛》<长白学刊>《北方论丛》《江汉论坛》《山东社会科学》《理论探讨》《自然辩证法通讯》《河南大学学报》《内蒙古社会科学》《北京行政学院学报》《贵州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北京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综合版)》《理论前沿》《贵州社会科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扬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家》《湖南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发表学术论文中被《高等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全文转载10篇 。